产业由东向西重构
尽管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自然减速”区间，但中国地理上的“梯度纵深”和“雁阵发展模式”或将使得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和中速增长的转换过程相对比较平缓，从而呈现一种“缓坡式”，而非“断崖式”的转换，并在最终结果上表现为区域间的增速分化和重构。
第一，中部六省及西三角：制造业内迁加速工业化进程。
我们已经提及制造业内迁有两个核心的驱动力：其一是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改善了西部基础设施条件，降低了企业的外部成本，促进了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其二是中部省会城市工资水平向东部收敛，决定了产业转移的主导方向。
从东南沿海产业向内地迁移倾向来看：（1）如温州打火机、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等“高本地关联、高外向度”产业的迁移概率较小，要想生存势必升级。（2）如电子类加工贸易等“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的外迁概率很大，引导内迁需要产业集群的配套建设（重庆引资笔记本产业落户的例子）。（3）纺织服装、鞋类、玩具、食品、电气机械、五金制品等“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的内迁概率较大，由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就业, 提高需求和消费能力, 从而形成发展的自我良性循环。
从数据上验证，这种转移已经发生，且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对外贸易方面。过去中国出口增长主要就是依靠江苏、广东、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这些出口大省的增长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11 年以来，东部地区省市的出口增速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至于未来的产业转移趋势，原则上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迁移的倾向和方向是不同的, 这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 其一，集群中企业的本地关联性。集群中企业的数量多, 集群的产业链条长, 前向后向联系紧密, 在集群中获得的成本优势明显, 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就小。其二，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如果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 产品大量进出口, 则企业对运费等贸易成本很敏感, 更容易集中在沿海地区, 很难向内陆地区迁移。如果我们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贸依存度两个标准的不同组合, 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 “高关联、高外向度”集群, “低关联、高外向度”集群和“低关联、低外向度”集群。那么可以分别对三类集群的特征、迁移性和迁移方向进行分析。
图表2 基于本地关联和外向度的产业集群分类
数据来源：作者梳理
首先，“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迁移概率较小，生存势必升级。此类产业集群的特点是专业特色明显, 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高市场份额, 企业间的分工高度细化, 每个企业只从事很小一部分增值工序的生产, 这些中间投入品不能直接向市场销售, 但在集群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由于这种专业化的分工, 在集群内的企业与在集群外的企业相比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温州的打火机产业集群, 其打火机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在温州, 打火机生产分工细密, 有着为数众多的造型设计、模具制作、外壳铸造以及零部件配套队伍, 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
此外一些高科技产业, 如上海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 由于专业检测、实验设备的复杂性和共享性,一旦在某个区位形成产业集群, 其他区位难以复制这种高投入、高技术的专用设备体系, 因此本地关联性也非常强。
这类具有“高关联、高外向度”特征的产业集群, 主要是由本地创业者自发形成的, 有的还和本地的历史传统有关,技术具有本地化的特征, 其他区域很难模仿。这些产业集群在短期内迁移的可能性较小。但随着贸易成本增加, 国际间技术壁垒和贸易摩擦加剧, 以及劳动工资伴随经济发展而上涨, 如果不能及时推动产业升级, 这些集群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其次，“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外迁概率很大。引导内迁需要产业集群的配套建设
这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和港台企业引领, 龙头企业的投资带动了其合作伙伴的跟随投资, 所从事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链上的低附加值环节, 属于成本敏感性产业。由于人力资本质量同质化和技术创新储备不足，跨国公司加工贸易在我国所得的利益很容易在第三方或第三国找到替代。而从海上运输的角度看, 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同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距离世界主要市场（美国、欧洲、日本）的距离相当, 这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成为中国这些电子类加工贸易集群转移的一个可能选择。
典型代表为广东深圳、东莞、江苏昆山等电子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这类集群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 并通过依托OEM方式所建立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迁移等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
引导该类产业内迁主要需要产业集群的配套建设。重庆市政府引导继惠、宏碁、华硕等笔记本生产商落户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截止去年末，已经有350余家笔记本配套零部件生产企业落户重庆，实现了80%的零部件在重庆本地生产配套，再者，“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内迁概率较大，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和东、中、西部收入差收敛是产业转移的基础。典型的代表是遍布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大多数传统产业集群, 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食品、电气机械、五金制品等。这类集群是目前国内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产业集群, 其资本来源多元化,既有港澳台以及外商的投资, 如东莞鞋业集群; 也有本地民间资本, 如绍兴纺织业集群。集群内企业有一定的分工, 但本地关联度和第一类相比并不高；在技术方面基本上标准化的技术, 对配套厂商的技术要求也不像第一、二类产业集群那么严格, 企业主要在产品品种、规格、花样上形成分工。
这类集群中的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占据重要位置, 主要以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但销售收入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在本地市场上实现的, 因而, 对海洋运输成本和汇率的变化不如前两类敏感,。如果迁移到内地, 产品主要转向内地市场,在外需疲弱的背景下, 内销利润率很可能会有明显上升。此外，由于产品本身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创造的附加值不高, 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较敏感。
从未来的发展看, 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社会购买力增强, 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为这种传统制造业集群带来明朗的发展前景。这类产业集群必然会向那些提供了良好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并由此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就业, 提高需求和消费能力, 从而形成发展的自我良性循环。
第二，东南沿海：经济转型在“质”不在“量”。
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城市逐渐聚集形成超级城市群，换来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更高阶段，在此过程中消费逐渐取代投资成为经济核心驱动力，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逐渐取代加工制造业成为产业核心支柱，但这却意味着经济增速难以维持以前的高水平，增速中枢势必回落。
以上海为例，上海的高增长时代或已成为历史，决策层已经认识到应该逐渐淡化GDP指标的考核作用。以上海为例，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了16年的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产业能级、城市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是，在高速发展之中，瓶颈隐现，巨大的能源消耗，越来越沉重的环境压力，日益高涨的土地成本，预示着上海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2008年，上海GDP增长率为9.7%，17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2009年GDP增幅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为1992年来的历史最低，2010年增长率回升至20.1%，而2011年再次下跌至8.2%，北京的GDP增速共同位居全国倒数。在此背景下，我们近阶段对上海市发改委和市政府的调研显示，决策层已经不应再片面追求GDP，并逐渐淡化GDP指标的考核作用，更强调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效益。
现代及传统服务业在上海快速发展，其对劳动力稳定的吸收能力弱化了制造业及投资对就业市场的周期性冲击。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上海市GDP年均增长率从11.9%回落至11.2%；工业产值增速从19.2%回落至13.0%；投资增速从11.9%回落至10.0%；出口增速从29.0%回落至17.2%。然而，在此阶段上海城镇失业率却始终维持在3.5%-4.5%的平稳水平，即便在2008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恶劣的阶段也未曾出现过大规模城镇劳动力失业的情况。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工厂”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期第三产业年均增速从“十五”时期的11.2%上升至到“十一五”时期12.3%，零售总额增速从9.8%攀升至15.3%。第三产业在上海市生产总值构成中的占比也大幅攀升，其中的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尤为显著。服务业对劳动力稳定的吸收能力对冲了制造业和投资对就业市场的周期性冲击。
从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中对构建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体系计划来看，重点发展的服务业行业涉及：金融、航运物流、现代商贸、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旅游会展等重点服务业。具体发展目标如下：
金融：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主要金融市场规模保持或进入世界同类市场的前列。
航运物流：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保持世界前列，航空旅客进出港数量达1亿人次，航空货邮吞吐量达到550万吨。物流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3%左右。
现代商贸：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比2010年翻一翻，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万亿元。
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业经营收入达到6000亿元，成为全国信息服务高地。
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总产值比重达到12%左右，成为国际创意城市网络重要节点。
旅游会展：国内游客人数达到2.4亿人次，入境游客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展会总面积达到1500万平方米，到2015年基本建成国际会展中心城市。
形成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上海制造业也在向高端发展。2010年上海以全国0.1%的土地创造了全国4.3%的生产总值，完成了全国1.9%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吸收了全国10.5%的外商投资，支出了6.9%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凭借其密集的生产力布局，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上海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同时，制造业也在向高端发展。包括发展那些体现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端制造业。而另一方面，一般制造业在逐步转移出去。传统的依靠高能耗实现高产出的制造业增长方式正在被逐渐摒弃，降低生产的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成为上海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